易佳诗小说网 > 其他类型 > 毛泽东眼中的历史人物 > 第15章 孔子夫子何为者?栖栖一代中(1)

第15章 孔子夫子何为者?栖栖一代中(1)(1 / 1)

<>孔子(前551—前479)春秋后期思想家、教育家,儒学创始者。字仲尼。鲁陬邑(今山东曲阜)人。先世为宋贵族,迁鲁。初为小吏,后聚徒讲学。周游列国。曾整理研究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易》等文献,并把鲁国史官所记《春秋》加以删修,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。有《论语》二十篇,为孔门师徒问答,其他言行散见于先秦诸书籍。自汉代以后,孔子的学说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,对后世影响极大。

1952年10月28日,视察山东,本日参观曲阜孔庙孔林。这是他第二次来曲阜。早在三十年前,即1920年,第一次来曲阜。1936年在延安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此事说:“在前往南京途中,我在曲阜下车,去看了孔子的墓。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,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。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,相传是孔子栽种的,我也看到了。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,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。”(《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》,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)青年的壮游记忆犹新。在由济南赴曲阜的列车途中,浮想联翩,神思当年意境,又和陪行人员谈起这段生涯。

今非昔比。现在是共和国主席。他又是那么熟悉中华传统文化,因此,在曲阜孔庙,侃侃而谈。他说:曲阜作为王都前后有七百年,创造了灿烂的文化,对后世有重大影响。特别是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,影响更大,一直是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。在孔庙主体建筑大成殿前,又谈起了孔子:“‘大成’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。孟子说:‘伯夷,圣之清者也;伊尹,圣之任者也;柳下惠,圣之和者也;孔子,圣之时者也。孔子之谓集大成。’这里,孟子把孔子和几位先圣先贤进行比较,找出了圣之所在。伯夷,因反对周武王消灭商王朝,逃避到首阳山,不食周粟而死,孟子谓其‘清者’;伊尹,是商初大臣,辅助商王太甲,因这位王破坏法制,被他放逐,代理其政,三年后太甲悔过,又接回复位,孟子谓其‘任者’;柳下惠,是春秋时鲁国大夫,以学习讲究贵族礼节而著称,齐攻鲁,他派人到齐劝说退兵,孟子说他是‘和者’;只有孔子集先圣先贤之大成,是圣人中最适合于时代的人。他把孔子推到了最高境界。”“由于孔子的思想比较符合统治阶段的胃口,历代统治阶级给孔子戴了很多高帽子,他的地位也越来越高。”(杨庆旺著《指点江山》第1161、1162—1163页)

对孔子极感兴趣,自己的读书生涯,也是从孔子光圈下的私塾和蒙书中走过来的。五六十年代,在谈话中经常谈自己受孔子的影响。他曾说: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、五经,读了六年,背得,可是不懂,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,还写过文章。1960年6月,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:“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,先是读私塾,是孔夫子那一套,是封建主义,接着进学校,读的是资本主义,信过康德的哲学。”(《外交文选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、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40页)1964年8月,在和周培源等谈话时又说:“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,上了七年学堂,以后当小学教员,又当中学教员。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。”(《怀念同志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页)熟读孔子的书,谈论孔子几达七十年,仅《选集》(四卷本),所引用的《论语》就有二十二处。可以说,孔子是一生中谈论得最多的一个历史人物。

二十世纪前期,在新文化启蒙和五四运动“打倒孔家店”的浪潮中,也对孔子作了有力抨击。在长沙《大公报》以及己所创办的《湘江评论》里,针对孔子和封建主义写了很多文章。如1919年7月,为《湘江评论临时增刊》撰写的《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》中就指出:“我们反对孔子,有很多别的理由,单就这独霸中国,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,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,也是不能不反对的。”大革命时期,他在广州主持农讲所期间,又说过:“孔子生在封建社会中,所以他的思想,因环境的压迫,也就成了封建思想了。他的道所以能久行不衰,并见重于各代帝王者,因为他所讲的都是尊君卑臣有利君王的道理,于是各代帝王重视不歇。”但那时的没有否定孔子,认为孔子对社会和国民心理有巨大和深远影响。十年后,即1937年10月19日,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中说:“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,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。”(《著作专题摘编》第2302页)

提倡研究孔子,一以而贯之。1938年,他就说:“从孔夫子到孙中山,我们应当给以总结,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。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,是有重要的帮助的。”(《选集》第二卷第534页)1973年5月,在谈到郭沫若的《十批判书》时,他又说:“从孔夫子到孙中山,从乌龟壳(甲骨文)到现在,都要进行研究、总结。”(《中国**历次代表大会(社会主义时期)》,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页)延安时期,在许多重要讲话、著述里谈及孔子及其言论,也在与干部、群众的谈话、书信、题词中提到孔子及其言论。他对孔子的主流是肯定的,赞赏的。孔子自有他的时代精神和文化价值。

1939年春,写了《孔子哲学》。读了两遍,并两次写信给当时的中央总书记、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。表示此书“大体上是好的”,但也提出商榷,商榷的多是对孔子学说认识不足,有贬低处。认为,“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;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,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,孔子也是一样”,“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,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。孔子正是这样,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。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,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,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。”又说,“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,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,例如孔子对名与事,文与质,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。”(《书信选集》第144—148页)两天后,在读了《孔子的哲学思想》修改稿后,又提出“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,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,他则毫无,这不合事实”。(《书信选集》第150页)几年后,他在**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再次指出:“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,能够说出若干真理,如孔子、苏格拉底、资产阶级,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”。“孔孟有一部分真理,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。”(《文集》第三卷第84页)<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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